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
“变化者，乃天地之自然”出自东晋葛洪的《抱朴子》，大意为，天地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，这就是自然之道。
“变者，天下之公理也。”变易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。在古圣先贤看来，宇宙是一个不断生成变化、一往无前、永不停歇的过程，天地之间、宇宙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流动和更新，“变化无穷焉”；生生不已的变化变易之道就是支配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本精神，是宇宙之道，也即天道。
孔子对《周易》中所蕴含的“时”的智慧做了富有洞察力的阐释。如“故乾乾因其时而惕，虽危无咎矣”，“君子进德修业，欲及时也，故无咎”，“终日乾乾，与时偕行”。所有这些，其核心观念就是“与时偕行”：不论天时，还是人类社会之“时”，都不会停滞，“变”就是必然。因此，儒家主张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，人应当效法天地之道，“唯变所适”，不断适应变化、与时偕行、积极进取、刚健有为、日新不已，正所谓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
《论语·子罕》中记载：“子曰：麻冕，礼也，今也纯，俭，吾从众。”孔子认为用麻织礼帽，是合乎礼制的；现在人们改用丝帛，说这样节俭，所以也赞成大家的做法。孟子曾评价说：“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”所谓“圣之时者”，就是能正确认识并把握形势变化的人，是“知进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”。
变化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大势所趋，看不见变化不行，看见变化不主动应变求变也不行。为人处世是这样，国家治理也如此。
唐朝自安史之乱后，藩镇割据，叛乱不息；异族入侵，外患踵起。德宗时期，大臣们围绕周边游牧民族侵扰的问题各抒己见。宰相陆贽忧深虑远，写下五千余言的《论缘边守备事宜状》。他指出，历史上，在与周边游牧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中，中原王朝曾经使用过各种手段，如和亲、筑长城、武力征讨等。中原王朝有盛衰的不同，游牧民族政权有强弱的差别，面对的具体问题有性质的不同，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也就有种种区别。因此，死守某个不变的方法，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，是不可能的，必须审时度势，根据形势变化采取恰当的对策。这就是“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，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。”
苏轼也有着类似的观点，他指出：“治事不若治人，治人不若治法，治法不若治时。时者国之所以存亡，天下之所最重也。”无论治事、治人、治法，都需要建立在治时的基础之上。中华民族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曾或多或少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变革，如春秋时期管仲改革、战国时期商鞅变法、北魏孝文帝改革、北宋王安石变法……各种制度之所以要因革损益、不断变化，正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。
积极识变应变求变，坚持与时俱进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，也是数千年历史反复验证的兴国之道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的中国共产党人，更是深谙这一道理，始终坚持变化的观点、坚持发展的眼光，让思想跟上不断变化着的实际，牢牢把握事业发展的主动权。
18世纪以来，西方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之后得以迅速发展。各国间联系日益密切，借助世界一体化对外扩张和掠夺，西方殖民主义在落后国家获取商品市场和发展资本。1848年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指出：“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，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。”
而此时的旧中国囿于封建制度的束缚，被世界快速发展的浪潮甩在了后面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以陈独秀、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，积极地以马克思主义为“望远镜”，观察并把握当时的世界大势。
李大钊敏锐地认识到十月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。他指出，十月革命是“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，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”；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，“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。”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上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，认为这个胜利必将“普及于世界”，“我们应该起而仿效”。
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、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大趋势，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未来前景。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，在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中探索出了挽救中国的道路。
回望百年，从冲破思想桎梏，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，到跟上时代步伐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，再到坚持“两个结合”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……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、把握时代、引领时代，主动识变应变求变，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鲜明品格。
“变化者，乃天地之自然。”道出了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。世界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，既有分裂对抗之危，也有团结合作之机。在约翰内斯堡会晤期间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：“金砖国家是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。我们自主选择发展道路，共同捍卫发展权利，共同走向现代化，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方向，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进程。”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，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，定将成为加强全球治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