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润江南 读书日听与书有关的故事,赏中华版本之美

发布日期:2023-04-24 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 供稿: 审核:清廉学校建设 浏览次数:

    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。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读书、勤于学习的民族,五千年悠久历史,海量文献传承至今。古代关于书的学问,不论是版本学、目录学,抑或是校雠学、辑佚学,均极为详备,博大精深。古人读书讲究版本,善本之善,在于其错讹较少,接近原书本来面貌。今天我们对版本的理解既继承了古人的见解,又超越了古人的见解。请随我们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,欣赏江南版本之美,领略诗书江南之韵。

  王维的《相思》有十多个版本,版本的选择透露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

  春天里的杭城,风和日丽,满目皆是青翠。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将于4月23日至25日在杭州举办。杭州国家版本馆为此将举行一系列活动。尽管远离市区,但一到周末,杭州国家版本馆游人络绎不绝,一票难求。杭州国家版本馆毗邻良渚博物院和良渚古城遗址公园,从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,到新时代标志性文化传世工程,杭州国家版本馆与良渚在地理上的关系,巧妙隐喻了中华文脉的传承与创新。

  杭州国家版本馆的建筑很有江南特色。主书房巨大的龙泉青瓷屏扇门一字排开,既壮观又典雅,使人仿佛置身于青绿山水中。青瓷屏扇门呈现出一种玉的质感,古人认为君子的人格“温润如玉”,正与杭州国家版本馆的另一个名字——文润阁相呼应。设计师从南宋绘画大师马远的《华灯侍宴图》中得到灵感,设计出青瓷屏扇门,古典的意境与现代的表达相结合,无怪乎得到游人的青睐。眼下,主书房推出了“版印江南”展,紧扣“版”这个主题,呈现版画、版刻、版本。

  何为“版”?在纸张成为书籍载体之前,曾有一个漫长的“书于竹帛”的时代,用以书写的木片通称为“版”,因为它呈方形,所以又被称作“方”。唐代大儒孔颖达说“一行可尽者,书之于简;数行乃尽者,书之于方”,如果字数更多,就得书写在很多竹简上,再用绳子编连成册。雕版印刷术兴起后,版的含义逐渐演变为雕刻后可以用来印刷的版片。

  何为“本”?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木下曰本。”帛是一种比竹、木都更加昂贵的书籍载体,帛书的保存,要将其绕一根木轴卷起来,放在书架上,露出轴头,这便是“本”。本即指书,书本连用十分普遍。在雕版印刷术大盛的宋代,“版”“本”二字合为一名,“版本”便是雕版所印之书。

  程千帆在《校雠广义》中说,文献学上的版本,“指同一部书在编辑、传抄、刻版、装订乃至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”。梳理一部书的版本脉络、确定哪种版本较好,是文献学家的重要工作。今天我们对于版本的认识更加宽泛,同一类事物在不同介质上的体现形态就是版本,先民在陶器上刻写的某一类符号,某个窑系生产的一款梅瓶,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某个语种译本,用视频呈现的流动的《千里江山图》都是版本。版本并不遥远,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

  杭州国家版本馆基本陈列“文献之邦——江南版本文化概览”中,一面展板吸引游客驻足议论,“原来《相思》有这么多版本”,许多游客如此惊叹。唐代诗人王维的《相思》是一首流传十分广泛的古诗,诗云:“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。”这是我们今天熟知的版本,来源于清人蘅塘退士编写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。

  在《相思》问世后的一千多年,诞生了十多个版本,不同版本间的差别有时十分显著。如在宋人洪迈编写的《万首唐人绝句诗》中,《相思》是这样的:“红杏生南国,秋来发故枝。劝君休采撷,此物最相思。”不仅红豆变成了红杏,春发变成了秋发,多多采撷也变成了不要采撷。唐人范摅的《云溪友议》中的《相思》是这样的:“红豆生南国,秋来发几枝。赠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”,这一版本在时代上与王维最近,最大的区别是谁来采撷红豆,愿君多采撷比赠君多采撷更委婉,更有神韵,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。

  版本之间的差别不只是字词上的差异,也包含了情感、价值、审美上的差别。探索版本源流,恰如乘小舟溯江而上,在领略了岸边不同的风景后,我们会明白这一路是如何走来,会明白为何我们留恋当下的风景。

  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经历战火之后,三度补抄终于复原

  杭州国家版本馆建筑在山青水绿、风景秀丽之地。山体库房体现了古人“藏之名山,传之后人”的理念,文润阁居高临下,倘若能够登临其上,可俯瞰那一线飘动的绿带——良渚港。中国国家版本馆的总馆和三座分馆,分别称为文瀚阁(总馆)、文济阁(西安分馆)、文润阁(杭州分馆)、文沁阁(广州分馆),首字皆为文,第二个字的偏旁都是水,因为书籍最怕遭遇“祝融之灾”,最怕火。

  如此命名,自有传统可循。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《四库全书》修成后,分别存放在七座藏书阁,其命名也是首字为文,第二个字的偏旁为水(镇江文宗阁除外)。七座藏书阁,北方四座,南方三座,分别是杭州的文澜阁、扬州的文汇阁、镇江的文宗阁。历经沧桑,江南三阁中仅有杭州的文澜阁及所藏《四库全书》仍存。

  文澜阁的命运,折射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坎坷,以及在此艰难时世中中国人对文脉传续的执著。文澜阁建成于乾隆四十九年(1784),三年之后,朝廷开始陆续颁发《四库全书》,至乾隆末年颁齐,共35990册。文澜阁坐落于孤山脚下,“左为白堤,右为西泠桥,地势高敞,揽西湖全胜”,风景宜人,在此环境下读书,想来必是乐事一件。咸丰十一年(1861),因为战火,阁毁书散,直到二十年后,阁在原址重建,那么书的下落呢?

  阁易建而书不易再聚。杭州藏书家丁申、丁丙兄弟一日在街市上购物,发现包东西的纸上有字,展开一看竟是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残页。两人大为吃惊,痛心不已,昔日尊藏阁中的书籍竟沦落至此!丁氏兄弟由此开始搜集散佚的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,经过多年努力,搜得约九千册,尚不及全书四分之一,这剩下的四分之三岂能付之阙如,丁氏兄弟在杭州官民的支持下,开始了补抄的浩大工程。

  丁氏兄弟对此早有谋划,丁丙自述“旁搜博览,竭数年之心力,择可购之底本购之;所不能购者,则豫借录副;一时不及遍借,则于《简明目录》(即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)下小楷详注某省某郡某某家藏某刊本某抄本,或某局刻某丛书,以待商借”。

  丁丙受命主持其事后,将家中藏书拿出,请书手抄写,丁氏兄弟的藏书楼名曰八千卷楼,八千卷不可谓不多,但与《四库全书》相比仍为少。丁丙按照掌握的线索到处借书,最远借到了广东南海(今属佛山)孔广陶的三十三万卷堂,为此“或函商需时,或祭告备礼,或酬以缣帛,或易以琅函,或裹粮而往僦屋佣抄,或航海而归频年借补”,个中辛苦曲折不难想象。

  经历七年补抄,到光绪十四年(1888)大体完成。之后,经历1915年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开启的补抄工作、1923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组织的补抄工作,到1924年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经过三度补抄,终于得到复原。与北四阁本相比,文澜阁本开本较小,纸质稍逊,但补抄过程中——尤其是丁丙主持的阶段——依据的原本未经删削,这使得其文献价值不同于其他阁本。

  文澜阁本的补抄,就像一场接力赛一样,功成不必在我,只要接力棒没有掉在地上,总有一天会成功。在杭州国家版本馆的“文献之邦”展中,陈列了一件来自文澜阁的书橱。由文澜阁到文润阁,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自豪地说,中华典籍的接力棒不仅没有掉落,而且举得更高。

  江南藏书刻书兴盛,汲古阁主人毛晋历三十年刻印经史

  南宋以后,江南成为全国刻书中心,南宋都城临安也就是今日之杭州官刻、坊刻、私刻都很兴盛,我们仍可知道一批南宋临安书坊的名字,仍能一睹他们刻印书籍的真容。

  北宋南宋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,由此产生的宋版书让无数古代藏书家痴迷不已。清代学者严可均说:“书贵宋、元本者,不惟古色古香,阅之赏心悦目,即使坏烂不全,鲁鱼弥望,亦仍极有佳处,略读即能知之。”古人传抄书籍,有时因为文字相似,而把鲁写成鱼,把亥写成豕,后世用“鲁鱼亥豕”专指这种错误。古代藏书家认为,宋版书自然也有“鲁鱼亥豕”之误,但多为无心之失,不是刻意为之,且宋版书是许多书的祖本,校勘之时应首重时代最早的版本,“先求其真,不可专以通顺为贵”。

  宋版书不仅校勘精良,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,纸质坚润、墨色如漆、书法精妙、装帧典雅、美观大方,开卷还可闻到墨香。宋版书的字体,多采用唐代书法家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的字体,而我们熟悉的宋体字,则是在明代中叶形成的。

  明清之际,江苏常熟有一位藏书家,家财丰厚,愿意高价收购宋版书,他不按册计价,而是按页计价。这位藏书家就是汲古阁的主人毛晋,他曾在家门口张贴求购告示:“有以宋椠本至者,门内主人计页酬钱,每页出二百。有以旧钞本至者,每页出四十。有以时下善本至者,别家出一千,主人出一千二百。”当地因此流传这样一句话——“三百六十行生意,不如鬻书与毛氏”。

  毛晋除了收购古籍之外,还聘请了不少书手抄书,其抄书之法不同于他家,系在原书上覆白纸影写,世称“毛抄本”,做工精致,与原书几无二致,其珍贵程度或可与宋元旧版等量齐观。毛晋因而集聚了一批珍贵古籍,有的藏书家千方百计搜罗,只是为了一个人欣赏,而有的藏书家则愿意让更多读书人从自己的藏书中受益,毛晋正是这样一位藏书家。

  明朝天启七年(1627),毛晋乡试落第后,做了一个奇怪的梦,梦中毛晋登上一座高楼,看见两块红牌,牌上金字夺目,仔细一看,写的是“十三经十七史”。毛晋忘不了这个梦,觉得它必有深意,其母如此解释——这是让你继续读经史的暗示,你应当闭户苦读,成为醇儒。而毛晋则有不同的解读,他要出版“十三经十七史”,嘉惠学林。他发愿从崇祯元年(1628)起,每年订正经、史各一部并刊刻。

  到崇祯十三年(1640),十三经雕版制作完毕。崇祯十七年(1644),十七史雕版也基本制作完毕,但明清易代的战火延烧到毛晋的家乡,他只得将十七史雕版隐藏在湖边、岩畔、茅庐、草丛中,“水火鱼鼠,十伤二三,呼天号地,莫可谁何”。待到安定后,他“收其放失,补其遗亡”,终于使“一十七部连床架屋,仍复旧观”。历经三十年,毛晋当初的愿望终于实现。

  毛晋一生刻书超过六百种,一些古籍仅赖汲古阁本传世,“毛氏刻书为江南一代文献所系”,此言不虚。毛晋为读书人提供了好版本,毛晋主持刻印的书籍、他人撰写的毛晋生平文章,也成为了毛晋本人的版本。

  在“文献之邦”展的最后一个部分,是两面挂满了各种证书、奖状的墙,这是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的见证,是“一生的版本”,将各种版本收拢起来,组成的不仅是我们的生命史,也能听到一个时代的心跳声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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